《环球时报》可懂什么叫“异化”?
2014-08-30 23: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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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可懂什么叫“异化”?

—— 驳“环球《公共知识分子异化成“公知”,可悲》

(原创:应学俊 )

【提示】尽人皆知,“公共知识分子”与“公知”是指同一事物,是同一事物称谓的繁简之分,这与“异化”何干?从“异化”概念的本意来说,若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异化”,倒只能由“公知”蜕变为权贵的附庸、帮闲或帮凶,这才叫“异化”。难道不是这样?《环球》这是怎么了?

实话实说,笔者真的不大看“环球网”。无奈,有一陌生网友,隔三岔五总往笔者邮箱发“环球时报精品”推介邮件。最近这位陌生网友发来一篇“精品”——《环球时报》社评,题曰《公共知识分子异化成“公知”,可悲》(见2014.8.27.“环球网”)。不是笔者喜欢与《环球时报》过不去,实在是其观点过于荒诞无知或曰无视历史和现实,过于无厘头,过于令人愕然。

驳环球,异化,公知,环球时评,(图:《环球时报》该社评截图)

一、无厘头的“社评”标题

“社评”是一家媒体对某事件立场的正式宣示,不属于个人观点,它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先不论社评主旨内容,单社评标题就着实令人一头雾水,瞠目结舌。

众所周知,“公知”是中国大陆网络语言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而已,一如“上海汽车制造厂”简称“上汽”,各地的“国营第一棉纺织厂”均简称“国棉一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从全称到简称,只是名称的繁简关系,与质的“异化”何干?《环球》称“‘公共知识分子’异化为‘公知’”——这岂不荒谬绝伦?我们实在不知《环球》是真的不懂“异化”这个语词概念还是有意混淆视听?

“异化”是哲学概念,一般是指人或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其本质属性逐步演变为一种“异己”的事物,或者说,变为与自身矛盾的对立面的事物。已故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哲学研究》杂志编委王若水先生说:“异化,就是‘异己化’。这个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这便是异化。

如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宗旨之一,就是反对蒋政权的独裁专制和腐败,就是要消除压迫老百姓以及种种社会不公现象;但中共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却逐步出现了“异化”,产生出“异己”分子,一些“革命者、共产党员”逐步异化为他们自己曾经要“革命、打倒”的对象——官僚腐败分子,他们与商界甚至黑社会勾结,权力寻租,肆意欺压百姓,成为危及执政党自身生死存亡不小的“异己”力量。这是“异化”的典型例子

从“异化”的这一本意来说,若论对社会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异化”,那应当是变为权贵的附庸、帮闲或帮凶,这才叫“异化”。难道不是这样?《环球》这是怎么了?

二、“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永远值得弘扬,妖魔化“公共知识分子”是徒劳的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就是指那些除了自身专业外,特别关注社会发展、人民疾苦和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而自身专业如原本就是政法、政治学等,则是本分)——为区别于只埋头自身专业而对其它不怎么关心的“专家、学者”,才对前者冠以“公共”二字,如此而已。古今中外,“公共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现象”,而非什么荣誉称号或职称、职务

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只埋头术业专攻的“专家学者”,也同样需要关心社会大众和社会发展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如果读了许多书,对社会、历史、政治、法律了解颇多的知识分子统统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对社会弊端和种种黑幕、不公三缄其口,难道我们就让“口将言而嗫嚅”的几亿农民工或各种“孙志刚们”、“唐慧们”、“开胸验肺”的劳苦大众去应对权力在握的腐败官僚?去应对巧舌如簧、学富五车、善于忽悠的“司马相如”和“现代犬儒”?难道我们就让那些受了冤屈而无处伸张的劳苦大众永远忍受,而不应当为他们呐喊?不应当针砭时弊以促进社会改革?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那些关注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的大大小小“公知”们的不懈呼吁,难道不正促进了“三农”改革?难道不正推动了劳教恶法等一系列违反《宪法》的法规制度的废除和改革?难道不促进着司法改革摆上党和政府的改革议程?难道没有促使薄熙来等腐败分子“唱红打黑”一类虚伪政治把戏更早地为众人识破?

清代顾炎武可谓博学,尤精“古音学”,可谓大知识分子,但他还是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君子所应该追求的。北宋哲学家张横渠(张载)则言简意赅地如此表白读书人(知识分子)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原本就是客观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而那些读书只为稻粱谋甚至见利忘义者,那些甘做权贵附庸和帮闲、帮凶者是不在此范畴的,他们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小人”!

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在《知识分子死了吗?》一文中论述道:从“知识分子”词源学原意和历史实践考察来说,“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在中国和世界各国,所谓“公知”其实正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对知识分子”和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而不大关注社会公义的职业者就有这样的界定:“……尽管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也需要经历严苛的脑力训练,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不关注社会公义和天下苍生疾苦,一心专攻某专业者,我们可以尊称其为“专家”或“×家”,但他未必可称为词源学和历史实践中我们所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而在中国近代和当代,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有陈天华、鲁迅、闻一多、李公朴、柔石……而在外国,则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马克思、恩格斯……可谓数不胜数!他们胸怀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职称,不是荣誉,它只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或曰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种被尊崇的精神。大凡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者,他们绝不如另一些“主流非公知”得到的利益更多,正如《环球》所言“他们大体处在知识界主流板块的缝隙之中”,他们得到的常常是谩骂、攻击、恐吓,甚至追捕、暗杀!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不论古今中外,抑或昨天和今天!而他们的被承认、被称颂、被纪念,往往是在他们身后!卢梭就因“标新立异”的《社会契约论》被终身通缉,但在他死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他的思想启迪了千万人,超越国界,写入多个国家的宪法!一个至死还在被皇帝通缉的“公知”,终于被安放于法国先贤祠,供后人瞻仰、纪念……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对那些妖魔化“公知”者以无情的嘲弄。

这样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对社会之恶的批判精神,必然彪炳史册,永不磨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妖魔化、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是徒劳的,因为它是不依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现象。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只不过,这样的人大约是令鱼肉百姓的腐败官僚权贵们相当不爽或头疼的。

三、“真正有大成果的知识分子,没人对政治上标新立异感兴趣”吗?

此句不是笔者对环球社评的断章取义——这是社评末尾总结性的全称判断,是题旨,是文章的核心。但是,这又是一个无视历史和现实的错误判断,表现出《环球时报》社平作者的无知或睁着眼睛说瞎话。

“环球”此言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之语。此话应该这样改才符合历史事实的全部:知识分子有没有“大成果”,与政治上是否“标新立异”有的有关,有的无关

以钱学森等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确没有“标新立异”,而是拥护、支持为多,他们也的确有“大成果”,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因为,如果承认卢梭、马克思是知识分子,如果承认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的“大成果”正缘于他们“政治上的标新立异”——即理论创新。此其一。

环球说“真正有大成果的知识分子,没人对政治上标新立异感兴趣”,言下之意,在“政治上标新立异”者皆为没有真正学问的骗子、混子。《环球》让我们真实领教了什么叫“一叶障目”——古今中外尽人皆知的的例子举不胜举:一些准自然科学家,“成果”也是很大很大的,可他们照样“在政治上标新立异”——我们都知道“爱祖国”(不是说“爱国家”,这是不同的概念)可算是普世价值了,但爱因斯坦硬是明明白白宣示“永远不回德国”(他的祖国),连德国国籍也不要。这在中国恐怕要被骂为“卖国贼”了——这是不是政治上的“标新立异”?可我们从未见爱因斯坦因此而受诟病。准自然科学家钱伟长政治上也挺“公共”而“标新立异”,195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批评教育和官僚主义的文章,以至于被打成“极右派”,且帽子一戴20多年——可谁能否认他是有“大成果”的科学家?……此其二。

还有更加准自然科学家、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赵九章、优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他们肯定也是有“大成果”的,政治上也谈不上“标新立异”,可他们却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和被活活打死,我们不知道这该如何解释?他们的“大成果”与是否“政治上标新立异”又有神马关系?此其三。

《环球》之“真正有大成果的知识分子,没人对政治上标新立异感兴趣”,把原本并无因果关系的两件事硬要生拉硬扯成必然因果关系,在无数事实面前,此论如何周延?岂不过于荒诞?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否则,就请《环球》解释上面的现象。

此外,《环球》似乎将“标新立异”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这也是非常荒唐的。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政治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任何科学门类的发展,都离不开因探索未知领域而带来的“标新立异”。只要不是浅薄的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就是“创造、创新”的同义语。这难道不是最简单的道理?

上文提到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教授。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时的1978年5月,胡福明教授等人探索、撰写并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全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连当时的中央领导中都争论不休),重新弘扬并发展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论断过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思想,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在“文革”极左理论尚未正式否定的背景下,难道不正是标准的“政治上的标新立异”?可这理论创新的“成果”还要多大?《环球》敢说这算不上“大成果”吗?

四、《环球》有言当直说

《环球》说“真正有大成果的知识分子,没人对政治上标新立异感兴趣”——说白了,就是要所有知识分子都不要去关心政治,更不要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或哲学、法学这些与政治沾边的学科上有任何“标新立异”(理论创新),大家都墨守成规,不要去探索未知,“上面”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套用“文革”语言就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难道不是吗?

更直白地说,《环球》的意思就是:要想取得“大成果”吗?你就埋头你的专业吧,政治上、国是上不要“说三道四”,免开尊口,做“沉默的大多数”最好,会“好处多多,成果大大”。

还有知识分子胆敢不听话,动辄在时政、国是上说三道四、标新立异吗?《环球》的恐吓到了:“我们承认,这种价值领域的庞杂现象已经获得多元时代的生命力,社会大概需要重新摸索针对它们的态度

很值得玩味——重新摸索针对他们”的什么“态度”?“亮剑”?再来一场“反右运动”?让那些敢于在国是上“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统统闭嘴?让笔如投枪匕首的鲁迅式“公知”统统“沉默”?——《环球》此希望恐怕要落空,因为中国大约不会倒退到1957年去——因为毕竟“反右”的策划者、领导者、督阵者毛泽东后来都隐隐感到了问题,他说:“反右带来的一个缺点,就是大家不敢讲话了”,是啊,毕竟“万马齐喑究可哀”,《环球》还梦想着13亿人只有一种声音、一个调调,既无人“标新”也无人“立异”,恐怕过于幼稚了;即便真的有所“倒退”,也没关系,那也只是历史大潮打个小漩涡罢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民智已经开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大方向是谁也无法“反动”的

只是《环球时报》必将落下笑柄:生生把一个和全称对应的简称说成是“异化”,并引发出一篇从标题到主旨如此荒谬绝伦的“社评”,这才真正是过于“可悲”了。面向“环球”的媒体写出这等“社评”咋就不怕丢脸呢?□

2014年8月30日  

【相关资料索引】

1、应学俊:谈社会异化现象及其控制(共识网)

2、应学俊:“公共知识分子”三题(驳《环球》)

3、应学俊:“三钱”之钱伟长咋也成了“大右派”?

 

4、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后果(党史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5、中国网/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

6、《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

7、林蕴晖教授:高干右派:反右中的党内“战场”(共识网)

8、杨崇诚:空军反右运动:“右派”军官自杀后尸体被作肥料共识网/凤凰网)

9、郭道晖: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共识网)

10、不可忘却的“夹边沟”(图/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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