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中国论”与近百年“国情特殊论”
2013-08-20 12: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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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胡锡进之“复杂中国论”几乎是近百年来“国情特殊论”的翻版,当我们将历史拉入当代,就会有诸多奇妙的发现和惊人的相似。“复杂中国论”虽然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它在当下却能误导人们推出许多错误的结论。故还是有必要批判之。

胡锡进论复杂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出新书《胡锡进论复杂中国》,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隆重推出。其实这也就是环球时报社评的总论点,汇编了《环球时报》部分社评和“单仁平”的部分评论文章而已。胡一直也自称是“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评论者。

“复杂中国”啥意思?中国很复杂,哪个国家又不复杂呢?不说任何地广人多的大国必定是复杂的,即便小国也会因宗教、族群、阶层、文化而复杂非常。所以,所谓“复杂中国论”无异一句毫无新意和价值之“正确的废话”,同时,如《中青报》曹林所说,这是“一个自设的伪命题”,可谓一语中的。

胡锡进再次正式推出“复杂中国论”用意何在?纵览《环球时报》社评和“单仁平”的部分评论便可了然,如果再回溯近百年来围绕“国情特殊论”的论争,我们便会有奇妙发现,历史竟惊人地相似。让我们慢慢道来。

一、“复杂中国论”不过是百年来“国情特殊论”的翻版,是拒绝变革的老掉牙论调

“复杂中国论”,即强调中国国情的复杂,很独特,非常理常规可循,许多理论都无法解释,“复杂”到连想厘清国情的事实都很困难,故与它国更无可比性。这就无异于近百年来中国出现的“国情特殊论”。而每到中国出现巨大进步变革时,这样的论调总会现身,引起一番论争。但历史已经证明这很不靠谱。

袁世凯称帝不说从袁世凯时期就出现用“国情论”为盾牌声言“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而复辟帝制的历史了,就让我们品味一下70多年前的“国情特殊论”吧——1935年1月10日,在国民党的授意下,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等10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说道:“……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他们又说:“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所谓“中国本位的基础”说的自然就是“国情特殊”,非它国可比。

《宣言》发表后,如此“国情特殊论”激起轩然大波,5月10日,10教授针对各界的批评,又发表了《我们的总答复》:“总括起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呵呵,与当下某些论调何其相似!

泡杯茶,联系中国之当下,细品上面国民党时期的“国情特殊论”,它与胡锡进之“复杂中国论”又有何区别?而当我们看到10教授的“总答复”——回避“民主、宪政”而高扬“民生”大旗,是否会忍俊不禁会心一笑?历史如此吊诡,70多年前的论调就这样在今日之中国重复着。各位看官能看到些啥?

可历史无情地昭示:推出“国情论”阻挠变革的袁世凯输了,推出“国情特殊论”欲保专制的蒋政权输了,他们输给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社会发展规律。

客观存在的“国情”(如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文化传统等)自然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应当看到。但同住一个地球的人类,还是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的,治国理政之道——反映客观规律的政治定律并不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例外,正如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甘心当奴才也一样。国情的不同反映在国家治理中,只会是制度设计的细节和实施的技术层面问题,中国并非“复杂、特殊”到如并不存在的火星国家,中国人更不是外星人。

正如华东师大社会科学部都培炎教授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撰文论述:“强调认识国情,并不是一味地强调中国的‘国情’,更不是无视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大势,拒绝外来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更不是说中国的发展可以超然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此而言,‘认清中国国情’,与‘中国特殊论’是根本不同的。”(见都培炎《国情论就是“中国特殊论”吗?》)

在“复杂中国论”的前提下,胡锡进以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方“冷战”式思维动辄拿“西方”说事儿,逢西必批必否,连习主席说了句似乎西方政治家也说过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胡都敏感异常,赶快“提醒”习总不能编“西方制度的笼子”,要编“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因为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很复杂”啊——呜呼,而面对《环球》如此动辄批“西”的论调,我们看看60多年前中共是如何评论的吧:针对国民党为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所提出的中国“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还需要笔者说什么吗?

以“复杂中国论”为盾牌,动辄批“西”,自外于人类政治探索共同经验和理论,拒绝解放思想和百家争鸣;在中国非常谨慎而有序改革且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停滞的前提下,却危言耸听地鼓吹“中国若动荡将比苏联更惨”恫吓国人,以阻滞改革的深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这就是鼓吹“复杂中国论”亦即“国情特殊论”的目的。

诚然,相对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但以“复杂中国论”“国情特殊论”和“稳定”为借口而阻滞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此说就不堪一击了。还是看看中共当年如何评说的吧,也免得吾等费口舌——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是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60多年前中共的上述评论似乎直接针对当下的胡氏“复杂中国论”以及“一民主必大乱”的谬论,岂不怪哉?

如果说当前有一些“不稳定因素”,不论重庆之薄、王掀起的“重庆事变”,不论动辄以“颠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把维权者、言论者关进劳教所而引起群情义愤,也不论各地因强拆和官商勾结而出现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等等,请问,这是“民主”惹的祸还是缺乏民主与公正而直接造成的?

二、反腐败中的“复杂中国论”与“国情特殊论”

“中国很复杂”,“国情很特殊”——复杂到连强调法治和依法反腐败都不可轻举妄动——习主席刚宣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环球时报》立刻发社评“提醒”之:“中国不可能编出一个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笼子’”,“如果这样编……会把国家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呼吁“要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这都哪儿对哪儿?习主席有这样的意思吗?何必以“巨大的不确定性”恫吓之?而言外之意是什么?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中国很复杂”,“国情很特殊”,中国依法治腐力度如此之最强了,“制度笼子”还能怎么编?小心,不要编出“西方”那种制度笼子!这种笼子要符合“复杂”的“中国实际”才行啊!于是,我们无法不想起《环球时报》的另一篇社评《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 民众应理解》,当基于“复杂中国论”。

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意思很简单,要依法限制当下实际存在的公权力泛滥,扭转党政部门干扰司法的现象,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但胡锡进却担心了,连忙提醒要“紧扣中国实际”,而胡锡进的“中国实际”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国家大,底子薄,发展的任务相当繁重,这要求政府扮演比在西方国家更积极的角色,对决策力也有了更多现实需求。”——这里的“决策力”其实只不过是一锤定音的“决策权”而已,胡不便明说“权力”二字——但言下之意很清楚:“关进制度笼子”的权力如何施展“威权”能耐啊,像奥巴马那样出台个措施要与国会左商讨右争论,如此效率低下,面对“复杂的中国”怎么行?“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一锤定音的“绝对领导”怎么体现?这就是胡锡进基于“复杂中国论”给习主席苦口婆心所做的“提醒”。

可若论“决策力(权)”之强,我们可以想到,在古代当属皇上,一拍脑袋就“决策”了,效率可谓高矣;在现代当属毛泽东主席,文件上“画个圈”就“决策”了,即便说一句话,也举国为之“欢腾”曰“最高(或)最新指示”!“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说到《环球》之“适度腐败论”,我们又无法不联想到力挺《环球》一唱一和的宋鲁郑先生令人惊悚的论断:“中国的反腐败实是处于两难”,“有人曾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其实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亡党就是亡国。党在国在,党亡国亡。”(见宋鲁郑《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看看,中国真“复杂”啊,特殊啊——是的,也许宋氏所言“党即是国”真的挺“特殊”?要借鉴发达国家反腐经验吗?那就有“编织西方制度笼子”之嫌,那会“引起动荡”。依法反腐吗?宋鲁郑“复杂”了,左右为难。怎么办?宋氏开出药方:“妥协——在打击腐败、推动发展和逐步完善之间进行妥协”!(见宋鲁郑《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面对“复杂中国”宋鲁郑干脆来了个一语道破,可谓令人惊悚的“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党亡国亡”论。

面对“复杂中国论”,《中青报》曹林一针见血指出:“‘中国很复杂’这句正确的废话,会推论出不少让人不安的结论。比如,‘中国很复杂’在有些人那里,就能推出反改革的结论。”是啊,公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那一样不“复杂”?如此“复杂中国”岂能轻举妄动?中国地广人众,弄不好就“动荡”啊!我们从《环球时报》一系列社评中是很容易嗅出阵阵如此气味的,例证性语段举不胜举,弯来绕去,都是这个意思。

然而,我们都清楚,谁最欢迎“复杂中国论”?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因“中国很复杂”,故改革不可轻举妄动,既得利益集团便可多“稳定”几年或更长

三、胡锡进缘何自我“骂题”?

2013年8月8日,环球时报干脆推出一篇让你“绝望”和“闭嘴”的社评《准确认识中国永远是件挺难的事》,再度论证其“复杂中国论”。不过这篇社评一不小心倒也承认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挺复杂”——只是让笔者大惑不解:这样一来不是无异于自相矛盾,自我骂题吗?——“骂题”者,批斥自身题旨也。胡锡进使自己的“复杂中国论”突然真的变成了地地道道“正确的废话”了。

社评还说“现在急需理性地认识国家,它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厘清事实,二是要厘清事实与国家政治路线的关系”,而紧接着又说:“厘清事实并非易事。”于是我们糊涂了:事实都无法厘清,又如何能厘清它与“国家政治路线的关系”呢?难道缘木可以求鱼?这篇社评结尾说:“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个稳定的国家政治路线,有围绕它组成的多元合力,中国才能前进”。于是我们再次糊涂:对事实都难以“厘清”,“稳定的国家政治路线”从何而来?它又如何能符合中国实际?我们稀里糊涂又如何能认同?这是不是又在自我“骂题”?

当然,按胡氏逻辑, “中国很复杂”,谁都说不好,因此都闭嘴吧!国人只好默默聆受:不论怎么“改革”吧,不论拒绝哪方面的改革吧,咱都像政协开会那样鼓掌、举手拥护,“围绕它组成多元合力”吧。        

有国内或国外学者七嘴八舌“说三道四”吗?“中国很复杂”,你不懂,“厘清中国的事实也非易事”,闭嘴吧!尤其对国外学者、媒体的评论或提问,拿起“中国很复杂”的盾牌更是百战百胜:别用你们那套“西方话语体系”来评说“复杂中国”,中国有中国种种“复杂”的国情,与你们毫无可比性。可是,此种论调实在是袁世凯时代的老陈货了,其味实在陈腐。

说了不少,作结:

当我们看到胡锡进在《环球》8月8日社评中坦承“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挺复杂”,想想国民党时期的“国情特殊论”之论争,再回味胡氏“复杂中国论”的一系列荒谬观点,不知胡氏此论还能价值几何?        

中国特殊吗?也对,这属于事物的个性,“宇宙真理”之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事物;但别忘了,马哲之“宇宙真理”还这样告诉我们:“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受共性制约。若按此论,胡锡进之“复杂中国论”又还有价值几何呢?□

2013年8月19日  

相关索引链接

1、宋鲁郑: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共识网)

2、《环球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

 

3、《中国青年报》曹林:“中国很复杂”不是拒绝批评的借口

 

4、应学俊:欲保一方特权者必反“宪政”

 

5、应学俊:戳穿诋毁“宪政”的诡辩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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