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钟成缘木求鱼式荒诞逻辑
2013-08-11 13:46:24
  • 0
  • 18
  • 429
  • 0

——驳马钟成《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缘木求鱼》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马钟成断言“落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关键是要搞好党的建设……否则,宪法就是一纸空文”——这才是地地道道荒诞的缘木求鱼式“马氏逻辑”。

2013年8月5日至7日,马钟成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姓社姓资、姓无姓资”为武器,重玩东西方“冷战”思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张”出三篇反宪政谬文。看来马氏有备而来。

马氏首篇《“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笔者已撰文批驳,静候反驳不赘。马氏第二篇《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咱改日再论。今先说说8月7日马氏反宪政第三文《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缘木求鱼》

屁股决定脑袋,以东西方敌对式“冷战”思维和重启“社、资”之争为武器,高举阶级斗争之“纲“,马文岂能不纰漏多多?于是不得不商榷一二。

一、落实《宪法》的关键究竟何在?马钟成要“人治、党治”还是“法治”?

马钟成全然否定“宪政”理念,认为其固有的“资产阶级属性与社会主义无法兼容”,因而无任何可取之处,即便提出“社会主义宪政”那也是一种其心可诛的“陷阱”。反正不管怎么说,“宪政”铁定姓“资”,所以它就是“禁区”。至于中共宣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内涵、习主席宣示的“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马文自然通篇只字不提,置若罔闻,讳莫如深。

但即便如此,咱也得实事求是。马氏尽管宣判了“宪政”理念的“死刑”,对“依法治国”只字不提,但他毕竟尚未表示要废除《宪法》,似乎也并不希望我国《宪法》成为“一纸空文”的花瓶式摆设。对此,咱真不得不说:善哉善哉!而且,马氏还给出了“落实《宪法》”的途径和方法,请看——

马氏说:“落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关键是要搞好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使掌握中国各级权力的官员都认同宪法里的核心原则。否则,宪法就是一纸空文。”

于是我们获知如此“马氏逻辑”:党并不是应当接受《宪法》制约和规范的政党团体,党是独立于宪法之上的,而且制约着《宪法》能否实施;所以马氏才会断言:不“搞好党的建设……宪法就是一纸空文”!——呜呼,这真是“理论创新”啊!这就是“马氏逻辑”!

难怪我国“权大于法”的现象如此普遍且难以改变!难怪在马氏专论“宪政”的该文中却绝口不敢提及中共已确立16年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更不敢触碰习主席宣示的“依宪执政”——因为毫无疑问,只要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客观上逻辑上必然须遵循“宪法至上”的原则,而不是“党治”至上;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和习主席、前任胡锦涛总书记之述备矣!

由执政党领导制订的《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也就明确表示“党”须在《宪法》规范之下活动。《宪法》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宪法》与法治难道不是统领治国理政的最上位概念?《宪法》与党的关系难道还不清楚吗?

如何使《宪法》的实施得以落实?是所谓“搞好党的建设”吗?否!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要求:“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这已明确指出了落实《宪法》、落实依法治国的重要路径和关键,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是遵循《宪法》对执政党的要求,与习主席“依宪执政”是同一思路。然而这一切马钟成自然是不认同的,因为马氏认为“落实《宪法》的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而不是“健全宪法监督机制”等等落实依法治国的措施!

执政党“搞好党的建设”固然非常重要,但与它直接相关的是执政党自身的生死存亡,与保证《宪法》的实施恰恰没有逻辑因果关系。前苏联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如果为人民所唾弃,老百姓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要立法管理国家,而且在经历一段未必比文革更厉害的“动荡”以后,老百姓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好——当今俄罗斯人均年收入已达127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6200元,人均月收入约6000多元人民币。

我们请问马钟成: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究竟应当是“党治”至上还是依法治国之“法治”至上?《宪法》规定还算不算数?治国理政究竟应当靠“人治”、“党治”还是“法治”?

我们必须严肃指出:马钟成如此荒诞观点和逻辑,恰恰违背了中国《宪法》相关规定,恰恰抹黑了执政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庄严宣示和承诺!这是在鼓吹“以党治国”,鼓吹“党在《宪法》之上”,严重玷污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正面形象,损害了中共在全国人民心中的信誉!而《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中共的宣传窗口和工具,发表这样有严重错误的文章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当深刻反思和检讨。

二、实践证明:没有法治为基础的“以党治国”,无法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众所周知,且相信马钟成也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任何握有重权的个人或政党都可能朝着他们自身愿望相反的方向变化或曰“异化”——国内外、历史上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曾经“用兵如神”英明无比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大以后逐渐有了“变化”,违背八大路线,大搞“阶级斗争为纲”,大搞“个人崇拜”,全国全党上下均以其一人指示为行为准则之“最高指示”,终致“反右、大跃进、文革”一系列错误和灾难的发生,这是“人治”不靠谱的典型例证。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就不用说了,斯大林以后则是典型的“党治”吧?靠谱吗?他那里“党建”就是“搞不好”,咋办?党治极权终致全面腐败,终致民心丧尽,终致那样一个大党解体时竟无一人起来“抗争”,党治靠谱吗?“搞好党建才能保证《宪法》落实”——如此缘木求鱼式马氏逻辑靠谱吗?马钟成究竟是要“人治、党治”还是“法治”?

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会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有所修订,而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修宪”这样的重大事项,任何个人、政党想不经严格程序瞒天过海塞进私货几乎不可能——倒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中国文革中的“修宪”却可以随某人的个人意志而任意修订,终致出现林彪作为“接班人”入宪的历史笑柄,终致文革动乱持续10年,这就是“人治”或曰“党治”的不靠谱而导致国家的动荡乃至动乱。马钟成先生能否认吗?

习近平主席明确重申《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民间反腐的无数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我们终于懂得:除了以民主为基石的《宪法》法治的力量,除了民主监督的力量,谁也无法掌控重权在握的个人、领袖、政党的变化或曰“异化”。前苏联的“党建、党治”为何失败了?我国一直强调党要管党、加强党的建设,为何还是无法遏止难以计数的一二把手和纪委书记的腐败——乃至上至中央政治局下至村支书?前几天上海市高院专管纪律检查的纪检组、监察室领导咋就竟然参与法官集体招嫖?这时是靠法治还是靠“党建”来保证《宪法》的落实?马钟成能找出“党建保证《宪法》落实”的例证以佐证“马氏哲学”吗?马氏费尽心思勉为其难的“精妙逻辑”和表述如何站得住脚?

三、在我国当下,《宪法》已经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宪法至上”何错之有?

马钟成否认“宪法至上”的理念,但并没有充分理由,也未展开论述,而是虚晃一枪——大约也实在是理屈词穷了;唯一的理由是“中国的宪法要对人民意志唯命是从”。哦,看起来多么冠冕堂皇,马氏似乎把“人民的意志”看得很高很高,可是我们不知道,当人民意志不能以《宪法》的方式相对固定下来并得以切实贯彻履行,那无形的“人民的意志”到底体现在哪里?又能算个神马东西?又如何被“听命”?马氏如此论述除了能在小学课堂上忽悠一番,还有谁能相信呢?

虽然我国《宪法》还有诸多缺陷,但目前的八二宪法毕竟是1949年以来我国最具进步性、合法性的《宪法》。中共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大”制订了《宪法》,它不仅体现了执政党的意志,也吸取了学者诸多研究成果和民众的诉求。马钟成能说当下《宪法》不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吗?在执政党16年前就确立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前提下,提出“宪法至上”,促进“依法治国”落到实处,这何错之有?马钟成收起构陷民众呼吁法治、宪政的大棒吧!

当执政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相结合,并以《宪法》的方式相对固定下来,这时,是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之“宪政”更有利于强化和改进党的领导、推进党内外的民主政治建设、遏制极权腐败,还是将“党的领导”凌驾于《宪法》之上更有利于国家和执政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杜绝“一把手说了算”和“权大于法”的人治弊端和极权腐败,促进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安定、稳定,是强力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之“宪政”更有利,还是一味将“党治”置于《宪法》和“法治”之上更有利?请马钟成作答。

四、马氏逻辑是“爱党”还是“害党”?

马钟成断言“落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关键是要搞好党的建设……否则,宪法就是一纸空文。”如前所述,这无疑是将“党、党建”视为制约《宪法》能否落实的主动制约者、高居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拥有者,而非必须遵守《宪法》的政党团体。这是违背《宪法》规定的谬论,其结果必然是淡化法治,宣扬“党治”至上。

表面上看,马氏似乎颇为“爱党”,表现出对党的一片“忠诚”,但从本文一系列基于事实的论证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若践行“马氏逻辑”,必然出现以下结果:本来应该逐步强化的“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必将更加淡化(实际上马氏对此已经绝口不提);按马氏逻辑,“宪政”连发声的权利也没有!然而,《宪法》和法律一旦“退居二线”,必成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东西,“党治”必然成为现实——而事实证明,没有法治制约和保障的“以党治国”难以控制其异变,而一把手说了算以及权大于法、腐败重生、司法不公等现实已经证明“党治”与“人治”几乎一步之遥;没有法治制约和保障的“以党治国”,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人民,而且更是执政党本身正因此,中国《宪法》才会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将《宪法》和法律置于治国理政的最高统领地位,而“党的领导”亦不可超越《宪法》的规范。马氏能否认这样的推理吗?

对历史教训和当下现实视而不见,却坚持将“党治”置于“法治”之上,将“搞好党建”视为“落实《宪法》的关键”,此种荒谬命题若进入逻辑教程或考题那是非常难得的,从分析大前提、小前提入手吧,真可谓趣味无穷。可如此“马氏逻辑”究竟是“爱党”还是“害党”?各位看官明鉴。

五、结 语

“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何错之有?马氏在文中为何讳莫如深不敢触碰?“依法治国”既然已是我国治国方略,“宪法至上”则必然是“依法治国”的逻辑路径,何错之有?《宪法》既然是执政党领导下制订并集中体现了执政党和人民意志、诉求,那么进一步完善落实《宪法》之“宪政”体系为何成为“禁区”?这与“颠覆煽动”如何联系?对荒诞的缘木求鱼式“马氏逻辑”,我们除了理解为妄图阻挠我国“依法治国”进程,诋毁习主席宣示的“依宪执政”和“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欲保一方特权不受制约,还能做何理解?

行“宪政”必得更加系统的“依法治国”之“鱼”,必得社会及国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之“鱼”;而按马氏逻辑去谋求所谓“落实《宪法》”,那才是地地道道的缘木求鱼!用上海方言说叫“拎勿清”!以上论证和历史教训以及当下现实足以证明笔者结论。

马氏反“宪政”谬文纰漏多多,而屁股决定脑袋的马氏“缘木求鱼”式荒诞逻辑更是一大硬伤。今天先说其一。静候马氏以事实和逻辑将本文“批倒批臭”。□

2013年8月10日      

附录

政治学中的“宪政”概念:

美国政治学家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

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

20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著名的《论法的精神》里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这里用以约束权力的“权力”正是“法律”,首先是最高位法《宪法》,而《宪法》的制订必须经过人民广泛认可的民主程序,这样的《宪法》才是代表人民意愿的。)

无独有偶,习总书记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请问马钟成,习总书记和萨托利、孟德斯鸠等超越阶级、超越时空的“宪政共识”从何而来?该如何给他们的讲话贴上“姓社姓资”的标签

参考索引

1、应学俊:马钟成又拿“宪政”姓社姓资扯淡?——驳马钟成《“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

2、应学俊:欲保一方特权者必反“宪政”

3、应学俊:戳穿诋毁“宪政”的诡辩伎俩

4、马钟成: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2013.8.7.《人民日报海外版》)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