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文革死囚袁家骧
2013-04-09 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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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忆文革死囚袁家骧(转发)

(原创:应天常)

核心提示】文革武斗中,他开枪打死了人,不知咋的,文革尚未结束,在武斗后的“军管”时期,他就被判死刑了——临刑带出号子前,他跪在地上,面向摊开放于面前《毛主席语录》扉页上的毛像“嘣嘣”地磕头,啕大哭说:“毛主席啊,我有罪啊!…”


我文革时因为“问题很严重”,1968年寒冬腊月,从镜湖边芜湖市群众专政指挥部“引渡”,被关进东内街监狱207牢房,成为“在押犯人”。

现在想起,有时会戏说:这世道没坐过牢,是不完整的人生。

文革中常见的批斗“反革命分子”的场景我当时的问题是,1966年担任初中教师不久,学生布置教室时擅自将我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在毛的头像两边,工作组说我是“反动本性”决定了对毛刻骨仇恨(后来随着运动深入毛被神化方知问题严重)。不过最初抓进去,因我的“诡辩”专政指挥部无奈我何(我坚持:用光明心理看是毛领导我们横扫……用阴暗心理看才会将伟大领袖同那四个字联系起来)。运动后期,他们恼羞成怒拷问我:“谁的心理阴暗?”我随即被递解,进监狱问罪。

这个曾由日本鬼子造的监狱高墙大院、阴森恐怖。有个叫袁家骧的造船厂造反派工人,因武斗开枪打死人,同我们6个犯人关在一起。他三十几岁,当过兵,共产党员,敦厚老实,终日无语,天天跪在“号子”里的墙角向毛主席请罪,度日如年。

“号子”就是小号牢房,紧闭的牢门上方有个小洞,不时有一双滴溜溜的眼睛隐现洞口;下面有可开可关的小方洞用来送饭递水。号子也是一个小社会,真进来了,也不是整天愁眉不展。最“乐观”的是皖南大学武装部长,因发枪给“皖大红总”武斗,抓进来时先喷气式批斗,让他的嘴衔一把刀,刀上浇上一些红墨水以示罪大恶极。不过这样的阵势推进牢房,可把我们吓坏了。松了绑他笑嘻嘻说,我们党搞运动就这个样子,都会出去的,不过后来他说这些安慰话时,扫了那个造船厂工人一眼,就不说了。

监狱就是饥饿。一顿小半碗,饿得头晕眼花。我们从窗子口看下去,心里很羡慕“刑满留场人员”能吃到一大碗白花花的米饭。但老袁不觉得饿,我们怎么劝,他总是吃一两口,让给我们吃。

有一次我被拉出去批斗,回来觉得大家神色不对,说是老袁同武装部长爆发了小冲突。为什么冲突,没人肯细说。每日,都有例行公事的“提审”。开门,大多是把袁带走了,然后回来,无语,不知什么时候他又跪在粪桶边的墙角……      

那时是各地武斗后期的“军管”阶段,可能是为压住刹不住的武斗之风、也为平衡民怨整肃治安吧,李德生决定两派要杀掉一批造反派。老袁似被暗示难逃一死。晚上他总是抽泣着睡下,我睡在他旁边,大家说只有小应劝得动。但我知道,他夜里是醒着的,高窗外的灯光照进来,他一丝不动的看着天花板。      

终于,某日凌晨,钉着钉的皮靴脚步声由远渐近,大家呼的坐起,小声说今天怕是要毙人了,回头一看,老袁已抖抖瑟瑟的跪在墙角。

哗啦啦铁链声后,大铁门咔啦打开,皮靴的脚步声果然在我们的号子门口停下了,门开了,一个军人严厉的大喝一声“袁家骧!”我的心震颤了一下:一个人生命即将毁灭的一幕开始了。

老袁早已翻开毛主席语录,放在面前,跪着一动不动,突然对着语录上毛的像蹦蹦蹦磕头,嚎啕大哭说:毛主席啊我有罪啊,然后又很用力地蹦蹦蹦磕头。军人怕这么磕会磕出事,就说请罪了行了行了,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拎起来。袁仰着脸面色发紫发黑,泪水鼻涕顺着嘴角往下滴、滴……

他突然不哭了,用衣袖擦了擦脸,默默的把早已叠得平平整整的衣服、被子等所有东西,一样样分给大家。他给了我大半块香皂和半管牙膏。

枪毙“反革命犯”现场(非本文场景)签点官大声说了句话,两个战士呼的冲过去野蛮熟练的捆绑,不一会儿老袁捆成棍子“人”了。就这么苦着脸,他拖着脚链直挺挺走到每个人面前对望了一下,大家也哼哼唧唧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到我面前,我泪眼茫茫,勾过手摸了摸他捆绑着的冰凉的手,顺便说了声“我会去的”。他盯着我,狠狠的眨了几下眼睛。我知道这是无言的嘱托:他多次说了他家的地址,要我出去到她老婆那里带几句话。

最后,在军人一叠连声的喝骂声中,他耷拉着脑袋,拖着哗啦哗啦的脚镣,慢吞吞走出去了,没回头,好像仰面看了看天。      

牢门哐啷刚刚关上,大家凑在一起议论,武装部长神秘的说,好像听到关在另一个“号子”里的一中敢死团某学生(他用铅球砸死“俘虏”)也带走了,部长用手做枪:砰!今天也要毙……脸上似乎有点恶毒的兴奋。      

呜呼!这都是历历在目的往事啊。今年清明,看了闾丘露薇的节目,我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这个时候回想这一幕。朱教授听了这个故事说应该写回忆录,因为王蒙脑子出问题了,他说没有毛,中国也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从东内街监狱出来,经过批斗审查,问题告一段落,但是没有武装部长说的那么轻巧:“敌我矛盾,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不老实就戴上”。我提笔在这个有些滑稽的“定案结论”上签了字,有了外出的“权利”。但是,文革带给我的睡眠障碍严重了,那个冤魂眨眼的托付,时时浮于脑际,彻夜难眠。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循着劳动路,走到郊区,找到造船厂散居的家属区,小心地一路打听。很失望,我没能找到袁家骧的老婆(他老婆叫李秀英,同名太多)最后我同一个面善的妇女拉家常知道,这个叫秀英的女人带着小孩早已回“北方”农村了。

在那个棚户区,我周旋了很久。那里的人七嘴八舌的说,记得捡垃圾的小寡妇先是有些怕,后来,好像牵着小孩去部队找解放军收了尸,再后来就看不到这个人了。改嫁是肯定的,可谁也说不清老袁他老婆嫁到哪里去了……

时光流逝,文革早被人们忘淡了,不过,早年我有时做梦,隐隐的又“住进”了那个207牢房,敦厚的老袁还在,而且,每天早上,“照例”由他提着粪桶出去倒粪……回来,仍然跪在那个阴暗的墙角,一动不动的背影,轮廓清晰。

啊,这挥之不去的梦魇,已在我的灵魂定格,伴我终生! □

2013年4月6日

转载者后记】从法理角度而言,武斗交火中杀人,当属战争状态下杀人,这与非战争状态下的谋杀、虐杀、刑事犯罪杀人以及武装人员屠杀非武装平民其性质是不同的。而事实上,文革武斗在双方交火中打死人而后来被追究而判死刑的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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